有天，与爸闲坐院中，谈起命运。爸说，人生多有被动无奈，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少。但有种自由，常被人放弃，那便是安息的自由。其实，在生命谢幕前，人人都有权选择安息的方式，无需听命于人，不必勉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选择，理应特别珍重才是。

生活中的罗萍、吉少甫夫妇

    9年前，爸和妈一起领取了红十字会遗体捐赠志愿书。他们催我和弟弟在“执行人”一栏签字时，我俩十分犹豫。看着妈妈不到70斤的病弱之身，我实在不忍表态同意。妈笑我“保守”，说她是“右位心”，内脏与常人相反，“医学上很有研究价值呢！”爸和妈拿到红十字会发的捐赠纪念证后，逢友人便宣传。几位友人扎堆似的，也先后办了同样手续。我不止一次听这些长辈讲“办证”的好处，比如为医科教学增添解剖资源，为国家节省占用土地，为单位节约治丧费用，为子女减少办 丧时间……说得轻松愉快，像是在讲一个天上掉金元宝的故事。 

    那天，听爸一席话，才好像有所感悟：也许，他们正是在自由的选择中，享受到了快乐吧？能如此坦然顺应自然规律，为自己作合乎心意的安排，这是何等豁达洒脱的现代理念！我想，有了这份感悟，我们就会和爸妈相伴永远了。

    2002年3月14日，妈实现了遗体捐赠。由红十字会全程操办，我们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妈告别。奚其明创作的《安魂曲》，由校园飘向天际。轻柔，舒缓，悠扬，像妈在灿烂地微笑。一群医科学生，肃穆围站门口。圣洁的敬意，写在脸上。

    当月，在上海“人文纪念公园”福寿园，竖起了全国第一座红十字遗体捐献志愿者纪念碑。之后，妈的名字与365名同行者一起，刻上了“2001年～2002 年”那块碑石。在他们之前，上海已有1715名实现捐赠的先行者（到2008年底，总数增至4758人）。其中最年长的，是110岁的上海第一老人、清末秀才苏局仙。还有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著名肿瘤病理学家顾绥岳等一批受人尊敬的名人。但大多数是像妈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一生认真做着该做的每件事，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个人痕迹。甚至，在他们自愿捐赠遗体时，也从未想到过留名在世。现在，这些“自愿献身”的同心同归者，在此同行了——他们组成一个个豪迈的方阵，用爱心之火召唤后来者，向新的生命旅程进发。

全家在福寿园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的合影

    在这座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的一块红色大理石上，铭刻着人们献给遗体捐献实现者的两行金字：“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人们赞扬他们“给人类攀登医学高峰提供了基石”，“使一些人获得新生或光明成为可能”。他们有限的生命从此成为永恒。这等礼遇，等同于战争年代为国捐躯群葬陵园的烈士们，而且，妈所在的那块碑石，周围不足一平方米，但祭拜者十分密集。妈喜欢热闹，又爱拍照。她永远不会寂寞了。

    6年后的10月15日，爸爸吉少甫也实现了遗体捐献。逝者不是葬在这里，而是依然活在这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和方式而已。

    安息的自由，这是一种归宿选择的终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