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继先、母亲陈荣恩相濡以沫60年，是一对最传统意义上的“平头百姓”。但在他们的金婚纪念之时，这对平平常常的老人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双双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 

    我父母的一生是在战乱和不安宁的岁月中艰难度过的，所以他们对人生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把生死看得很开。有一次母亲看到一位过世老人的子女大摆“豆腐宴”，很不以为然地说：“太麻烦了。我死后决不这样大操大办。”后来，她看到报上登载“可供医学院学生实习解剖的尸源极少”的消息，便立即去打听遗体捐献 的有关事项及程序。这件事在我家议论的时候，爸爸妈妈认为从人的角度考虑怎么实现人类社会生活的可持续性，很有意义。他们反复说，如果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 业，增加一点十分紧缺的解剖资源，让医学生们更快成材，是把力量用在刀口上。既解决了死人和活人争地的问题，又开创了一代新风。

李继先、陈荣恩夫妇晚年的合影

    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在1983年父母亲的金婚纪念日，老两口立下遗嘱：“如若病危，不必抢救，以免病人痛苦延长，家属劳累，及浪费了医药。遗体直送第二医科大学。不必办丧事，不要受丧礼，骨肉至亲不须佩戴黑纱。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我们最后的嘱咐。如不按遗嘱执行，心中将内疚难安。”妈妈还别出心裁缝制了两个用龙头细布做的大口袋，爸爸挥毫写上“长眠安息”四个大字，叮嘱我们：不办丧事，不做寿衣，只要套上白布袋，把遗体捐了就可以了。平时他们对 “死”这个犯忌的话题一点都不避讳，遗体捐献证书就搁在茶几上，只要朋友问及就热情介绍。他俩的举动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虑，有人问：“红十字会给你们多少钱？”两老听后大笑说：“人死后还要什么钱？”也有人问：“人死后要解剖，多可怕！”他俩说：“人死后有什么感觉？为医学事业作点贡献多光荣！”
 

    老人们的义举影响了左邻右舍，通过亲朋邻里之间滚雪球似的效应，小西门居委学前街152弄的居民先后有19位志愿者加入了遗体捐献志愿者的队伍。为褒奖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当时南市区把“敬乐坊”命名为“‘夕阳余晖暖后人’科普特色弄”；1998年，“敬乐坊”还被评为“上海市精神文明十佳好事”集体。
 

    对于父母的义举，我们小辈十分支持，但总担心不保留骨灰以后怎么祭扫呢？妈妈挺开朗，想得也周到，她让我们用录音机录下他们最喜爱也最得意的歌谣，以作永远的纪念。为此他俩孩子似的反复练习好几次。爸爸唱他拿手的民歌《Long Long ago》《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妈妈背诵北京儿歌“小板凳，歪一歪，板凳底下菊花开”；哥哥和我也忍不住跟了上去，纵情唱起《茶馆小调》和《在那遥远的地方》；妹妹则娴熟地吹起口琴、弹起吉他……父母为身后准备的纪念录音，变成了一场“家庭音乐会”，那其乐融融的温馨始终萦绕在我们心间。

全家福

    两老过世后，我和妹妹李华也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成为志愿者队伍中光荣的一员。每逢清明，我们就到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束康乃馨、打开录音机。歌声中，苍老的双亲又向我们走来，依然是那么慈祥、那么睿智，浑身润泽着爱的光辉……

刊于《新民晚报》2005年3月9日“十日谈”
 

陈荣恩留给子女的遗嘱
（分两次撰写）
为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安乐死是人道的，有4个优点：
1、可以为国家减少人口；
2、可以为国家减少医疗及工资费用；
3、可以减少病人长期的痛苦；
4、可以减少家属的劳累。 

1992年10月2日 

    漫长的人生，坎坷不平，历经万苦千辛，一生劳累，直到长眠安息方是幸福。如若病危，不必抢救，以免病人痛苦延长，家属劳累，及浪费了医药。不必办丧事，不要受丧礼，骨肉至亲不须佩带黑纱，反对旧俗形式，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我最后的嘱咐。如不按遗嘱行，心中将有内疚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