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寿园“意遐苑”的叠石飞瀑边，一座构图简洁的纪念组雕令人驻足。组雕是上海雕塑界权威人士、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唐锐鹤的作品，塑造的是两位划时代的文化先驱――蔡元培和张元济。青铜雕像凝固了一次专注的促膝交谈：蔡元培神情沉着、款款而道；张元济则带着理解和尊重在聆听、在思索……这二位“智民之师”为提高民族文化而殚思竭虑的一幕化为了永恒，他们的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也传为千秋佳话。

 

 

蔡元培（1868——1940）

   
    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上蜚声士林的国学大师、出版家张元济先生都是浙江同乡，他们既是同科举人、同科进士，后来又一起在翰林院研读、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共事……他们是“同乡”、“同年”、“同仁”，更是“昌明教育平生愿”的“同道”之友，陈军所著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再现了他们相濡以沫的一幕：

 

    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蔡元培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回到上海：“一到上海，就在码头上看见一位长眉细目，满面红光的中年人在招手呼叫。他就是张元济，每当蔡元培最为困难之时，对方总会及时伸来援助之手。张元济热情地将客人接进极司非而路的寓所，就吩咐家人给他安排房间和酒菜洗尘。趁着吃饭前的空隙时间，两位老友相拥进了书房。

 

    书房里三面全是清式红木书柜，堆满了线装古书。一张大写字台背后悬一幅主人书写的立轴，这位大出版家的平生志向由此可见一斑：‘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种，有秋收获仗群才’。海盐张氏为浙北望族，自始祖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张九成起，历代科举都出过几位显赫的祖先。他和蔡元培既是同科举人，又是同科进士，后来又一起在翰林院共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今天一见面，他就极力主张蔡元培去欧洲定居。见老兄神情沮丧，似乎在为生计发愁，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大掌柜含威一笑，透出了早已深思熟虑的计划：‘孑民兄，我想还是以编译书稿为名，每月由商务印书馆预支你三百大洋。其中二百元为编译费，一百元为调查费。不知意下如何？’

 

    蔡元培眼眶一热，一股暖流突涌而至。眼前恍惚又浮现第一次出国留学时的情景，那是1907年的秋天，他为了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正因囊中羞涩发愁时。张元济主动找上门请他译书，答应每月预支一百大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第二次携全家赴法国时，又是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正是在张元济的一再催促下，蔡元培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撰写和翻译了名震一时的《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哲学大纲》等学术专著。想到这里，蔡元培感动地凝视着老友，不解地问：‘菊生兄，元培不才，可为何每当遭受灭顶之灾之时，总是你两肋插刀地跳出来为我雪中送炭呢？’张元济也动了感情，低首怅然一 笑道：‘因为我们同样生不逢时，却空怀一腔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夙愿。区别是你以毕生精力办学，而我却立志振兴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版业。我俩也算天涯一知己，惺惺惜惺惺罢了！’”

 

    张元济所感慨的“生不逢时“，指的是“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这两位不同领域的文化先驱走到了一起。

 

 

张元济(1867——1959)）

 

    作为“戊戌变法”中一位有名的维新志士，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二年这十年，是张元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最重要的十年。这十年，列强瓜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兵临帝都；这十年，张元济组织陶然亭集会、创设通艺学堂，被光绪皇帝召见询问变法事宜，最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十年的探索，使这位 爱国志士醒悟而寄希望于开发民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于是他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传播新学、开启民智的宗旨。

 

    而从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留影可以看出，变法的失败给这名热血青年的沉重打击。照片上的蔡元培，虽然年纪只有二十出头，却是一副凛然的神色，成熟得好像已经步入中年。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在京任翰林的蔡元培彻底放弃了对满清政权的希望，他毅然辞去官职，南下献身于教育事业，与政变后革职离京的张元济共事于南洋公学。 当时中国传统教育正向近代教育转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新式学堂却大多缺少适应新学制的教科书，还是以“四书五经”和教会学校课本作教材。张元济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应当出版采用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与我国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的新课本。”由蔡元培制订了国文、历 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辑体例和要求后，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新式教科书，内容融中西文化知识于一体，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修身养性之功用。这套最新教科书开创了我国学校用书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教育发展迟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本国编写的大学教材。蔡元培极力呼吁开展“国化教科书”运动，他指出：“尚望国内教育家和出版界，一致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则中国青年幸甚，中国文化幸甚!”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下，1932年，商务印书馆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学丛书》，以供国内大学教学使用。商务印书馆请蔡元培担纲，邀集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代表共五十六人组成《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制订出版计划，分请专家编辑各院、各系用书，而且每部书稿都必须经编委会有关专家审定，从而保证了出版的教材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蔡元培则经常询问《大学丛书》的编辑进展情况， 还同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书稿审读的具体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兰弗得等著的《心理学》一书，蔡元培是逐字审读后才确定列入选题计划的。《大学丛书》各学科的用书都初具规模，先后出版了300余种，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蔡元培、张元济及友人的合影。前排左2：蔡元培，右2：张元济

 

    在蔡元培、张元济长达四十八年的交往中，他们为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真诚合作，他们都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蔡元培被毛泽东赞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张元济则被冰心称作是“传播知识的大师”。

 

    作为后人最敬仰的文化人物，福寿园决定为他们塑造纪念组碑，以再现“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商务之魂”张元济之间的深厚友谊。2004年3月 6日上午，上海市政协、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上海油画雕塑院、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等单位领导及亲属蔡睟盎、蔡建国、周麒、周葵、张人凤、张声远、张景铸、陆槐卿等近百人参加了纪念组雕落成仪式。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荣华先生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箴先生为纪念像揭幕。面对栩栩如生的二位先贤，来宾们追忆延绵不尽。张元济先生的长孙张人凤表示，两位老前辈身体力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提倡科教兴国的今天，学习两位老前辈的思想和精神有很大的意义。 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晬盎在雕像前端详时说：“这尊雕像非常神似，很好地表现了两位前辈的精神。看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两位前辈在天之灵也会含笑。”

 

 

蔡元培与张元济的纪念像

 

    一时瑜亮，并世双峰。如今两位先贤谦和地独守着“意遐苑”这一片净土，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他们依然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因为他们的高风亮节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因为他们的伟业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